范建华中国文化产业十论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述
来源:澳门彩票 发布时间:2019-02-09 10:42

  一直以来,在文化产业学界就存在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文化产业是以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文化工业”为标志的,似乎在此之前并不存在文化产业。而如果从文化商品的生产、交换、消费这一基础法则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文化产业古已有之。从文化产业实质形态的角度来讲,文化产业及其基本门类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的。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进程中,这个伴随的过程尤其明显和突出,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们没有明确文化产业的具体提法而已。因此从根源角度对文化产业及其基本门类进行追溯和梳理,就具备了必然性,同时这种历史梳理的方法也有益于现阶段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也对我们增强文化自信、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都有巨大的现实价值。

  这个时期的文化产业没有真正形成,从形态和内容的角度,充其量称之为中国文化艺术的萌芽时期。文化产业发展在这个时期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基本的阶段:远古时期和夏商周时期。

  在这个历史时期,文化艺术的源起表现在三个层次:图腾与巫术、原始歌舞和祭祀性工艺品生产。首先,在远古时期,文化艺术的各个门类还不可能完全独立,图腾就是人类最早的文化符号,巫术则以杂糅的形式开启人类文化艺术活动的源流。文化艺术活动,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其交换行为的出现应该是以物质活动的交换行为作为先导的,而且交换的前提是交换物的私有权利。因此,无论图腾还是巫术,均属于原始社会部落或部族的公共活动,所以只能作为文化艺术活动的起源,而非文化艺术交换行为的开端。其次,原始时期的社会生产力低下,维持和延续生命是人类生存最重要的任务,而歌舞作为精神情感的体现,必然从主观上反映出劳动和生殖的客观需要,因此人类最初的歌舞主要由生产劳动和生殖崇拜的内容构成。随着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人类对天、地、祖先以及图腾的崇拜开始出现,各种宗教祭祀活动也逐渐兴起,在这些活动中,舞蹈作为祭祀礼仪的重要形态被广泛使用。人们的祭祀活动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祭祀活动通常表现为群体性的娱乐活动,所以祭祀歌舞逐渐由“娱神”向“娱人”和“自娱”的方向发展。因此,原始歌舞虽然并未牵涉交换或交易,但已具备明显的现实功用和精神价值。第三,根据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装饰品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资料证明,远古时期已经出现大规模、专业性的装饰艺术品生产和交易活动。大汶口文化、青莲岗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遗址的考古发掘都发现当地有人用玉或玛瑙成批地制作璜、璧、管、坠、珠、镯等饰物。这些考古发现说明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远古人类社会的各个聚居地之间并非“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而是有着频繁的接触和互动,包含物品交换。更重要的是,这种物品交换并非偶然性或礼节性的人际互动,而是带有“互通有无,互利共赢”的心理预期的交换行为,因此就具有了商业交换的色彩。同时,各地特产不同、各人特长有异,基于“物尽其材,人尽其用”的社会分工就在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活动中自然形成了。如果更进一步分析,大批量的装饰品生产,必然不可能在饭后茶余的“业余时间”完成,这就意味着专门从事具有文化艺术内涵的劳动产品的人群出现了。

  在我国历史文明发端早期的夏商周三代,文化艺术活动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被统治者及其利益集团垄断,文化艺术活动很大程度上被赋予政治和宗教的意味——甲骨文和金文的主要用途是记录统治阶级的活动,如占卜、祭祀等重大政治军事活动;青铜器和玉器则被作为礼器,甚至是“国之重器”,其雕刻工艺当然也是为统治者服务;舞蹈和音乐曾作为巫师沟通人神的媒介,而后“娱神”和“娱人”的作用兼备,至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乐舞奴隶不仅可以供周天子和神明祖先享用,更可以被王侯贵族豢养而专供“娱人”之用。三代以降,文化艺术的核心功能逐渐从服务于原始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转变为服务于人类自身的娱乐和审美,使文化艺术获得更为广泛多样的普及和发展。而从事文化艺术活动的主体则从巫师或统治者本身转变为专职艺人和匠人,这是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演变和细化的结果。专业生产作为批量生产的基础,更预示着市场化的规模交易行为即将出现。在这个历史时期,图书业需要着重加以说明。根据记载,我国从夏商之际就已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同时在传世文献中夏王朝有完整的世系流传,也可以佐证文字体系的存在。文字的出现为图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我国图书的先驱正是形成于甲骨文诞生的殷商时期。进入西周以后,文字的主要载体演变为竹简。20世纪下半叶出土的大量东周时期竹简,进一步证明以竹简作为文字资料载体的形式正在逐步发展成熟。与简策书籍同时并行发展的文字载体还有“帛书”,因此它也可作为我国图书的源头,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文献中均有关于帛书的记载。如《韩非子》有“先王寄理于竹帛”,《晏子春秋》有“著之于帛”等。从甲骨到竹简和帛书,是图书形式的发展,而作为掌管这些文字载体的机构,也随其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逐渐从上层社会向下层流动,民间藏书和流通开始出现。孔子就是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私人藏书、编书者。学界普遍将经过孔子亲手编定的图书作为我国正式图书的开始。在这个时期,我国图书发展完成了从最初级的文字载体:甲骨向具有完备形制的简策和帛书的发展,与之相对应的政府制度和民间体系也建立了起来,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争鸣更为图书丰富发展和广泛流通提供了市场。图书的形制、生产环节、流通环节和消费环节均已具备,我国的正式图书由此形成,这鲜明地标志着我国文化产品的生产、交换、消费体系的初步形成。

  这个时期可以被称为中国古代文化产业的发展期。这个时期的文化产业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基本的阶段: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和隋唐五代时期。

  尽管秦王朝统治时间不长,但由于国家统一,人力物力高度集中,社会生产力显著进步,为文化艺术活动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两汉是我国封建王朝的巩固和发展时期,相较于秦王朝气势恢宏但又略显稚嫩的文化艺术生产,两汉时期无论是政府相关部门的设置,或是民间市场的发育,还是文学、书画、演艺、工艺品业的全面发端,都是标志着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真正进入成形发展期。在秦汉时期,雕塑、演艺、书画和图书业的发展比较突出。首先,秦汉两代以大型宫苑、陵寝为依托的工艺雕塑业异常发达,统治者的需求刺激了雕塑这一文化艺术活动的长足进步,使秦汉两朝雕塑业完成了雕塑艺术门类化和规模化的进程,在新的观念文化和社会风俗的要求下,开启了一个新的雕塑艺术历史时期。其次,秦汉时代,政府建立乐府,对搜集、整理、提高民间乐舞,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宫廷演艺业在这个时期得到政府供养,演艺从业者与消费者(即皇室成员和王公大臣)之间没有显性的交易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宫廷演艺业不具有产业价值。再次,秦汉时期也是我国古代书画市场的起点,秦统一以后,统一文字,始有书法艺术;而绘画则逐步从建筑、墙壁或器物的附属装饰中脱离出来,开始以石、砖或绢帛为载体,由此获得独立形态,有力地促进了其内容形式的丰富多元和运输交换的方便简捷。秦汉时期遗留的大量的画像砖便是绘画艺术在这一时期得到极大发展的实物佐证。最后,秦始皇焚书坑儒和秦末连年战乱使文化最主要的载体——图书受到了极大的损毁和伤害,因此,汉朝建立伊始,统治者就颁布了“改秦大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同时,统治者为普及发展文化还大力开禁私学。经年努力之后,终于出现“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的局面。图书流通方面,两汉的政府都对国家藏书管理十分严格,但这并未能阻止民间私藏的不断繁荣发展,尤其是东汉年间佛教的盛行,更促进了佛经书籍的传抄流通。另一方面,造纸技术的出现和改进,极大地提高了图书的制作和流通的效率,因此在东汉时期出现了我国最初的图书市场——书肆。概言之,图书作为一种文化产业的发展演进,同时具备了两方面的动力:上有统治者发展意识形态的需要,下有突破性的技术革新。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产业及其门类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在书画领域中纯粹的艺术审美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市场交易催生了专业的佣书人、演艺业和工艺品行业四个方面的大发展。首先,魏晋南北朝,从篆、隶、章草蜕化出来的楷、行书体发展成熟,绘画亦完全从建筑、雕塑和器物的装饰中脱离出来,形成了以卷轴画为主要艺术表现形式、在审美上具有相对孤立性的艺术门类。同时,书画艺术得到豪门世族的推崇和文人雅士的青睐,广泛的市场需求孕育了书画市场的形成。当然,此时书画市场仍仅存在于上流社会中,并未达到全民性的普及。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但其间也有暂时性稳定的王朝或局部统治区域相对社会稳定,所以图书就在两汉时期奠定的坚实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人藏书发展比两汉时期更为迅速,主要由于纸写书的流行,书籍便于抄录、携带和保存。再次,在演艺领域,曹魏的建立者曹操所偏好的表演艺术形式甚至成为风靡魏晋南北朝整个历史时期、雅俗共享的“流行歌”,这就是《清商乐》。这一艺术形式在南朝时期发展到最盛,但实际上其前身就是曹魏时期铜雀伎专为曹操表演的音乐舞蹈,而汉代盛行的“百戏”仍广泛流传于南北方民间。最后,工艺品业介于文化艺术创作与手工加工制作之间,是创意灵感和加工技艺的结合。虽然在今天的文化产业领域中,工艺品行业属于“边缘地位”,但在封建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工艺品业借助于手工制作业的基础,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形成官方和民间两股源流,而从事工艺品制作行业的工匠被统称为“百工”或“伎巧”。另外,大都市中的市集经济也成为工艺品作坊萌芽的沃土,典型代表如北魏都城洛阳。

  在隋唐五代时期,文化产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书画、文学、图书、演艺、新闻和工艺品等领域。隋唐五代时期,书画市场经过秦汉以来的孕育、萌芽和初步发展,达到了第一个发展高峰,社会各阶层、各地区对文化艺术消费的热情助推了书画市场的繁荣。而市场中频繁的交易和高昂的利润也自然地促使专业化销售群体——书画商人的形成。在文学和图书领域,隋唐时期也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第一个高峰,诗歌、散文等文学体裁均进入了重要的发展阶段,文学作品的交换行为不仅存在于宫廷和达官显贵的圈子,平民百姓同样有着较前代更高的文学热情,因此在前代仍处于萌芽状态的民间文学市场,在隋唐时期开始茁壮成长。隋唐五代尤其是唐代中后期图书业的飞速发展,更有技术进步带来的决定性产业支撑。据印刷史专家考证,至晚在公元8世纪到9世纪时,雕版印刷技术改变了自汉代以后手写书的状况。在演艺领域,隋唐时期强盛的物质经济基础和开放豪迈的民风民俗,必然孕育出我国古代演艺市场的一个高峰,演艺活动遍及各个阶层和各个场合:皇室贵族祭祀、朝会、宴宾和娱乐时有乐舞相伴;佛寺神庙讲经、传教和礼佛时有乐舞相伴;民间的酒肆、茶坊、街头,更不乏歌舞艺人献艺谋生。这个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另外一个亮点就是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报纸”。目前,学界普遍认同中国新闻业的正式开端与唐代中期藩镇制度的发展关系紧密,唐中期,藩镇势力日益发展,各节度使纷纷在长安设立办事机构,开始称“邸”,后改称“上都留后院”,又改称“上都进奏院”,简称“进奏院”。进奏院负责人称的“进奏官”,由地方派遣,他们只对派遣他们的藩镇长官负责。经由进奏官传发给各藩镇,用来介绍中央王朝政事动态和京都各项消息的书面报告,是最早的官报雏形,其性质接近于后来的“邸报”。目前所知的文献记录中,最早的唐代报纸是唐人孙樵《经纬集》所收的《读开元杂报》一文。它的存在充分证明中国有报纸的时间不会晚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同时也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古代工艺美术亦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唐代兼收并蓄的文化艺术风尚和繁荣发达的都市经济把工艺品业推上了我国古代社会的第一个高峰,其直接原因则是当时手工业工场的兴盛。唐代手工工场分为民营和官营,其中以官办手工工场为主,但民营作坊亦十分发达,据历史记载,京城长安一时间曾有200多个行业,比如绢行、采行、布行等。隋唐时期工艺品业的发达得益于富庶的经济基数,交融的民族文化和技艺,以及文化领域内部宗教、艺术、文学之间的互通借鉴。产业的发达则集中体现为工艺水平高超,产品质量上乘造型精美,突出的例证就是隋唐时期工艺行业中的许多门类都已形成了繁复的制作工序。

  这一历史阶段是中国古代文化产业发展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的文化产业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基本的阶段: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

  宋代统治者实行“受内虚外”的政策,较有效地维护了内部统治局面的长期稳定,使社会经济处于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大大超过唐代,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北宋开始,大型都市中形成了专供文化娱乐消费的场所——勾栏瓦肆,各种类型的文化艺术交易在这里达成,北宋京城汴京著名的大相国寺和殿后资圣门前甚至开辟了书画市场。专职于书画中介交易的书画商人诞生于隋唐时期,至宋元时期,中介人的分工进一步细化,经营艺术品的人统称为“常卖”,专营绘画的中介人称作“牙侩”,专营书法的中介人则成为“鬻书者”,交易中介人身份的细化说明了宋元时期书画市场的发展程度,具有不同的门类和交易环节,需要专职人员提供服务。两宋时期书画市场的另一进步表现为职业书画家的出现,代表人物有燕文贵、画工杨威等。两宋社会尚文风气浓重,名家大作也层出不穷。宋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书法大家作品广受欢迎。元代书画市场继续发展,商业意识、市场观念在书画家和收藏家头脑中更为强烈。一些文人士大夫和书画家都喜爱收藏鉴别书画,并以临安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文人士大夫鉴藏书画的集会之地。在文学领域,文学向戏剧实现了完美的跨越。两宋统治者十分重视“文治”,此时期文人的社会政治地位高于中国封建社会中其余任何时期。同时,隋唐时期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度在宋代进一步发展,文学成为寒门士子的进身之阶,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文学的普及化和大众化,因此无论是否通过科举换取功名利禄,文学作品生产都已经跨越阶级的界限,成为消费人群最为庞大的经济门类,当然也是规模最大的文化产业门类。宋代宫廷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第一个建立成文稿费制度的,皇帝甚至将稿费制度镌刻于石,可见文士在宫廷中地位之高。元代代表性的文学形式是杂剧和散曲,因此文学市场也以此为主要营业内容。随着杂剧行业规模的扩大,许多文化艺术修养和品位极高的文人加入到专业编剧行列中,极大地促动了元杂剧的繁荣,其中的代表就是既能登台表演又能编撰经典剧本的关汉卿。在图书领域,雕版印刷开启了产业经济。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使宋刻图书完成了从写本书向刻本书的全面转化。特别是活字印刷术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出版行业的快速发展和文化产品的社会商品转化。在印刷技术的推动下,两宋时期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以及民间、私家的刻书事业都有长足的发展。概言之,两宋时期的印刷业具备了核心生产技术、产业集聚地和专业生产力这三个要素,已然发展为成熟的产业经济门类。更值得注意的是,宋刻书籍,尤其是坊刻书籍还有简介刻书起源的牌记,其实质就是商业广告。图书刻印广告的出现,进一步说明两宋时期图书刻印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已到达相当高的水平。同时自宋代起,我国宫廷音乐逐渐趋向衰落,市民艺术却蓬勃兴起,因此,音乐艺术的表演中心也由宫廷转移到了民间。繁荣的都市工商业从客观需要和物质条件上为一种新型的固定娱乐场所——瓦舍和勾栏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这种新兴的娱乐性建筑的形成,又反过来促使宋代的说唱、散乐、杂剧等音乐艺术形式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宋元时期民间演艺业不仅规模兴盛,形式专业,更在内容和题材出现戏剧化的发展倾向。元代的杂剧作为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文化艺术形式,其历史地位可与宋词、唐诗相媲美。文化产业领域中的两大分支——演艺业和文学业继宋词之后再度交融,文化思想与歌舞艺术相结合使得演艺活动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得到升华,许多在中国古代戏剧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剧作均诞生于这一时期。在新闻领域,官方邸报与民间小报实现了并存。在工艺品领域,陶瓷业在这一历史时期达到极盛。宋代工艺美术中,最突出的成就当属陶瓷,宋代名窑遍布南北各地,地瓷窑在器物造型、图案花纹、釉色等方面均各具特色,形成独特的宋瓷风格,仅有专供贵族使用的高级瓷器,还大量生产供普通民户使用的日用瓷器,南方生产的瓷器还沿海路源源不断地运往海外。宋元时期的官营和民营工艺品业,在商品经济发达和南北文化科技交融的背景下有了长足发展,无论生产规模、技术水平,还是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胜过前朝。在北宋的汴梁、洛阳,南宋的临安、苏州,都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产品生产、交换、消费的中心和产业聚集区,成为当时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文化创意中心和文化消费中心。

  明清时期(1840年以前),文化产业的发展又深入了一大步。在书画领域,我国古代书画市场发展达到最为成熟的状态并最终定型并向近代化转变。这个时期书画交易的市场化程度高,封建儒家思想中以卖文为耻的思想禁锢在近代思潮和艺术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日渐打开,书画市场在这个时期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书画行业完全产业化,中介操作功能明显(即今所谓炒作)、书画生产交易地区的集中化和规模化、书画市场从业者细分化和职业化、民间美术兴起等。在文学和图书领域,明清两代的文学业在规模上继续扩大,而业态上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话本小说的流行热潮,也正是在话本小说中,文学业与图书业实现了合流。与国家藏书相对的民间私人藏书在这个时期则异常发达,我国图书发展史上几大著名的私人藏书馆阁(如范钦的天一阁藏书楼)都创建与明朝年间。民间坊刻业在明代发展迅速,不仅分布地域遍布全国各地,更形成了各地不同的特色,有些地区的书坊是始于宋元时期的百年老店,可见坊刻业已经形成一定的行业传统和发展体系。清代前期,官、私图书业都发展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官方刻书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各级政府及寺院、府学和书院。民间坊刻以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图书消费需求为对象,刻印出版的图书大都是村塾启蒙、士子应试和民间日常生活需要的图书,因此全国各地形成了多个图书坊刻和交易中心:南北两京和苏杭两州。在演艺领域,明清戏剧的繁荣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各地方戏剧经过宋元时期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从对民间舞蹈、音乐和文学的提炼中发展形成,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四大声腔”——江苏的海盐腔、浙江的余姚腔、江西的弋阳腔和安徽的昆山腔。特别是乾隆年间,以徽班进京为标志而逐渐形成中国舞台艺术史的集大成者——京剧艺术的诞生,是自汉代百戏始至元杂剧后成形的程式化、高度舞台艺术的剧种,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和世界艺术史的奇葩。此后,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而形成风格独特、艺术各异的梅派、谭派、周派、荀派等京剧艺术流派,无论在艺术表演上还是在市场商业运作上都催生了中国演出演艺业的辉煌篇章。从作品方面来说,尽管明清两朝在意识形态上对文化艺术的监控较为严格,但仍不能阻碍优秀民间戏曲作品的出现,比如汤显祖的《牡丹亭》、洪昇的《长生殿》等。民歌、小曲和说唱艺术也在明清时期市民艺术活动中占据重要位置。在新闻领域则实现了公私新闻业的相辅相成。明清两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达到顶峰,新闻业作为传播统治集团意识形态进而控制民间舆论的工具,其内容和发行的决定权必然统一归属中央。两朝官方新闻业的管理制度几乎相同,报纸名称沿用宋元时期的邸报,发行流程分为三个环节:通政司、六科和提塘。民间文学业和印刷出版业亦日渐发展和成熟,民间新闻业也在此基础上从宋元时期零星的民间小报发展为活跃的民间报房业经营活动。此外,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在文化工艺品领域也达到了中华传统技艺的最高水平,是继汉唐盛世之后的有一个顶峰,形成了许多集大成者的优秀结晶。在陶瓷工艺领域,明清两代在工艺上继承前代的优点,又结合带有近代市场经济因素的经营制度,在生产和经营中有所创新。同时,明代政府大力推广国内不同地区乃至对外的贸易经济活动,陶瓷工艺作为中国传统国粹之一,也获得了强劲的激励。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传统陶瓷工艺在14世纪至17世纪之间形成了一个发展高峰,景德镇瓷业就是典型代表,其制作工艺之精湛得到了世界范围内市场消费的认可[1]。在纺织刺绣和漆器领域,由于生产制度的改善和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社会经济生活从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向市场消费需求旺盛的市民经济的过渡和发展,这两个领域的工艺发展也十分迅速,甚至在苏杭等一些人口稠密、集市繁荣的地区形成了文化工艺品生产的集聚区。

  经过前面按个阶段不同历史时期的有关我国文化产业及其门类发展脉络的简单梳理,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文化产业及其相关门类在中国古就有之。根据历史时期的基本断代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阶段,我们将清朝中晚期(鸦片战争之后)到民国时期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来加以说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到1949年,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集中在出版业、书画业、新闻业、电影电视业、演艺业、艺术品业等几个领域[2]。

  印刷出版业。近代印刷术传入中国的过程是伴随着基督教传教士来华传教而发生的。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规定“耶稣教、天主教得入内地传教”后,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开始遍布中国各地。鸦片战争之后,传统书籍的刊刻随着封建王朝的衰微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太平天国起义与以往历次农民起义决然不同的就是大量编写、刊印和散发书籍。这些书籍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整个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时期,中国近现代真正意义上的出版业开始萌芽,中国的图书出版业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传入的铅印术开始深入中国内陆,一批新式印刷机械也随着传教士的到来的出现,中国书籍印刷生产的效率得到极大提升。80年代,石版印刷技术也从西方传入,用于翻印古籍、彩绘画报。至此,中国书籍印刷行业中形成雕版、铅印和石印并行的时期。在书籍的装帧形式上,也出现了近代化的变革,从线装书的单一模式演变为精装和平装两种模式。同时为了适应新式印刷机器的需要,也是提升纸张品质的必然趋势,中国传统印刷使用的软纸逐渐被洋纸所代替,双面印刷也随之出现。洋务运动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核心指导思想,引进和翻译西方各类书籍就是学习西方文明的最有效方式。铅印和石印技术在中国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图书印刷产业的效率,我国的印刷业走上机械化道路,传统的雕版印刷被逐渐淘汰,具有现代性的图书出版行业逐步形成。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出版企业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诞生并快速发展。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中国近现代出版业在炮火中顽强的生存和发展,总体而言,抗战时期中国的出版业,经历了从上海转移至武汉,又转移至重庆的三个阶段变迁。由于战乱的侵扰,出版业总体水平远不如战前。尽管如此,由于战争时期特殊的政治背景,全国多个地区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出版中心。如陕甘宁边区的延安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文献的编辑出版中心。解放战争期间,统治区的出版界,尤其以重庆为中心,发生了由多家新闻出版机构联合推动的“拒检运动”。运动初期(1945年),共有16家杂志社和19家出版社参与其中,当局不得不宣布撤销对新闻和图书杂志出版的审查,但仍继续实施“出版特许”制度。解放战争即将胜利时,各解放区的出版机构业务日益壮大起来。

  书画广告设计业。近现代书画领域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润格的出现、书画经纪人的出现、广告美术等几个方面。书画润格是书画作者作书、绘画所收取的酬劳,又称润例、润约、笔单等。这一行为,实际上是将自己的书画作品和艺术声誉推而广之的有效手段和途径,因此在客观上推动了书画交易的公开化、普及化和大众化。润格制度的普遍化是书画交易市场趋于成熟的标识。近代书画市场繁荣发展的另一个显著标志就是经纪人(又称中介或代理)的出现。经纪人如同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对买卖双方的交易活动起到联系和协调的作用,是书画经济市场中的重要角色。在众多具有经营性质的机构中,笺扇店是最为主要的一种。到20世纪10年代,在笺扇店的基础上已分化出专门的画店或古董店。近代的书画经营机构是古今并存的,既有传统的家族式画店,又有近代性质的美术公司和画廊,而且在经营古代、时人字画的画店之外,还有“画片号”、“画画摊头”等更为大众化的经营机构,以及专门代人请求名人字画的中介机构。近现代时期,中国民族工商业开始起步,为市场竞争服务的商业广告也随之而生。蓬勃初生的现代工商业为商业美术创造了大量的需求,而商业美术的创作对画家艺术水平的要求并不高。因此,当时的画家,尤其是尚未成名的年轻画家,通常选择从事商业美术,一方面获取生活所取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借此踏入艺术创作的大门。许多蜚声中外的画家都曾在年轻时从事过商业美术创作,例如徐悲鸿、蒋兆和等人,都曾在上海画过广告画。作为这一新兴业态的社会基础,中国工艺美术教育是在20世纪初(大约辛亥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如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就开设过手工、图案课程。民国时期,许多美术专科学院都设立了图案系科并采用新式教学方法,为现代工艺美术师也培养了一批人才。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美术字、装饰图案和图片广泛用于书籍等物品的装帧中。因此,近代民国以来的图案、书籍装帧和商标、广告、包装、店面装饰等现代商业美术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服装设计、室内装饰、工业设计等现代工艺以初露端倪,这些成就为新中国工艺美术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3]。这一历史时期还需要注意的一个话题是广州十三行的外销画。

  新闻报刊业。中国近现代新闻业的发展也经历了萌芽、成熟战火洗礼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几个基本的发展阶段。中国近现代新闻业的萌芽始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及近邻南洋地区创办中文报刊的活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帝国主义打开了中华帝国的门禁,外国传教士和商人的办报活动同其它外国人在华的活动一样,迅即出现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城市。传教士的中文报刊、外商的外文和中文报刊经营活动,逐渐在中国境内形成了一张在华外报网络。国人最早的新闻活动是从翻译外国报刊开始的。在近代新闻思潮的影响下,上海、香港和广州三地出现了第一批国人创办的近代报刊:上海的《汇报》《新报》和《申报》,广州的《述报》和《广报》、香港的《循环日报》。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结束,对于新闻业的意义则是废除了清朝政府诸多的新闻管制法规。政策法规环境的变化促使近代中国的新闻人追求自由的斗争精神得到激发。因此,当临时政府颁布了具有钳制舆论和新闻功能的“与报业约法三章”之后,新闻界数十家报社群起反对,最终促成“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写入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当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民国初年的新闻业蓬勃发展。1915年开始出现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由古代向近代的彻底转化契机,更孕育了由近代向现代过渡的根苗。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近代新闻业发展的意义不仅在于启蒙思想的引入,更在于推动了报刊业务的改革。除此之外,在新文化运动中,文化艺术的形式日趋活跃和丰富,报纸副刊逐渐出现,进一步拓宽了中国新闻业的业务范围。中国近现代新闻业在和的不同发展历史时期也经历在自身的发展。政府的新闻政策一向专制而严厉,因此在其管制下得民营新闻业只能艰难发展。在国统区,左翼新闻活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文艺新闻》虽然只是左翼作家联盟的外围刊物,其内容主要针对文艺界事件,但其刊登的内容例如“左联”五位作家被害的政治事件及悼念文章,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宣传作用。另一项举措是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的建立,这一机构自成立起就致力于团结进步新闻工作者,开展革命宣传,促进革命文化运动的发展,对反动新闻事业及专制新闻统制进行反抗和斗争。《大公报》《观察》等报刊成为民国后期影响极大的新闻媒体。抗日战争期间,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的新闻机构得以在国统区公开出版,《新华日报》就是在国统区的第一张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抗战期间非常圆满的履行了中国的革命宣传使命。在抗日根据地,领导的新闻事业继续发展,一批革命报刊在根据地创办。如《晋察冀时报》等在当时有极大影响。

  电影业。电影具有承载、展示和传播精神文化结晶的功能,同时也具备商业盈利的潜质。因此,电影刚刚被发明出来,很快就被商人作为牟取巨大商业利润的工具。从文化形态而言,电影在最初传入时被称为“影戏”。随着观影需求越来越旺盛,用于观影的单间从传统茶园中脱胎出来,成为具有独立运营场所的文化消费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电影观众主要观看的是法国百代公司和高蒙公司摄制的影片。一战之后,美国电影开始在全球强化市场覆盖并逐渐建立起了霸权地位,随后美国取代法国影片,几乎独占中国的电影屏幕。张石川、郑正秋开始筹组新民公司、黎民伟兄弟开始筹组华美公司、商务印书馆收购外国人即将破产的电影公司成立活动影片部,中国民族资本投资拍摄电影的历程由此发轫。1905年在北京以京剧《定军山》为主要内容拍摄的无声电影,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经过了早期受外商委托或与外商合作的历练之后,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电影市场带来的丰厚回报逐渐扭转了将其看作“游戏事业”的传统观念,中国商人开始纷纷将资本投注其中。1923年由明星公司拍摄制作的《孤儿救祖记》的巨大成功开启了中国民族资本投向电影产业的热潮,由此也拉开了近代中国国产电影运动的序幕。1926年,美国华纳兄弟影业开始尝试拍摄有声电影。声音效果的加入使得电影从视觉艺术升级为兼具视听感受的综合艺术形式,在中国,1929年2月4日,上海第一家配置有声电影播放设备的夏令配克影戏院放映了美国影片《飞行将军》,有声电影在中国的放映由此拉开序幕。有声电影无疑是电影产业发展进程中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对于中国电影制片公司而言,领先掌握有声电影的拍摄制作技术就意味着成功占领市场先机,从而赢得商业利润。在追逐效益的目的下,电影与明星形成了联姻。电影与明星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明星凭借在电影中的出色表现获得和巩固声誉和名望,电影则借助明星的影响力获得商业回报。从20世纪30年代起,上海已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电影生产基地,一大批优秀的导演、演员云集上海,推出了一大批如《小城春秋》《渔光曲》等优秀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工业开始崛起,而中国的电影产业也起步于同一时期。因此,可以说中国早期的电影市场是伴随着好莱坞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一三”的炮火摧毁了上海主要的电影公司,在随后十年连绵不断的战火中,中国的电影产业因相互隔绝的地域空间而各自为阵,但其中最为繁荣的仍是“孤岛”的“大上海”。由于承受着前线战场的重重压力,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始终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但是,电影在当时不仅仅是具有经济效益的文化消费品,同样也被政府当局作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品,所以即使在物质条件严重匮乏的条件下,电影事业仍得以保留。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政府作为合法政府对全国电影业进行了全面接收,并且以此为基础,试图建立文化经济上的绝对垄断和意识形态上的严厉管控。在国民政府的文化高压和官营电影业的挤压下,民营电影企业只有选择完全迎合市场需求的商业电影。

  演出演艺业。在演艺业发展进程中,该行业依然与时代背景密切相连。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客观上也将西方先进的文化艺术教育和普及理念带入中国。1905年,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新式学堂纷纷建立,中国现代教育由此发轫,艺术美育开始被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此背景下,新式学堂中不仅开设数理学科,也开设有音乐课。学堂乐歌的出现使自先秦中断的官学中的音乐教育再次得到全面的恢复。它的发展使西洋音乐文化的知识和技能逐渐为我国人民所认识,创作者能够综合运用西方的音乐理论知识来创作中国的歌曲,对我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和普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直接促进了我国近代新音乐的繁荣。鸦片战争以后,尽管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受到战火的严重侵扰,但民间娱乐市场仍在艰苦的环境中以缓慢的步伐向前发展,其中,弹词和鼓词是近代中国民间演艺的主要形式。当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的战火中挣扎时,上海因其独特的政治、经济背景,形成了迥异于中国其它任何地区的“孤岛繁荣”。这个孤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迅速西化,欧美世界的流行音乐通过各种舞厅、电影和广播等文化媒介,在上海迅速普及发展起来。由于流行音乐相较于传统戏曲,更能够反映近代时期上海的市民生活情况,流行音乐的发展也是对近现代市民文化生活需求的满足。流行音乐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与唱片业相伴相生的。因为音乐本身是无形无相且转瞬即逝的,而唱片则是音乐永恒的记录和无限的延伸,音乐被记录在唱片上,就可以无限次数的重复播放,更可以跨越空间的距离,在更大的范围中得到传播。因此,在近代中国,唱片之于音乐,正如电影之于戏剧,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人类传统文化样式的升华和再造。将音乐创作与电影创作相结合,中国早期通俗音乐的创作生产获得了无限的灵感源泉。流行歌曲的另外一个阵地则是分布广泛的歌舞厅。相比于广播和电影,在歌舞厅里,文化消费与其它娱乐休闲消费相结合,因此歌舞厅是更为大众化和普及化的文化娱乐形式。在唱片业、广播业和电影业的共同推动下,中国近代音乐产业具有了现代化的产品载体和流通渠道。而歌舞厅的繁荣则推动着以休闲娱乐为主要目的,但客观上也属于现代文化艺术活动的民间流行文化。音乐市场的繁荣也表现在优秀音乐创作者、生产者的集中出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先后出现了黎锦光、陈歌辛、姚敏、严折西、梁乐音、刘雪庵、李厚襄、严华等一批极具开拓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先驱,他们所创造的许多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流行音乐中的经典,甚至传唱至今。1944 年夏,黎锦光创作的独唱曲《夜来香》,经出生在中国的日籍歌星李香兰录制唱片后问世。

  在演艺领域,还需要着重说明的是话剧。话剧是起源于西方的戏剧种类,在话剧正式出现在中国之前,传统戏曲界面对近代社会剧烈的文化变迁,已然自觉地做出了革新。这股戏曲改良潮流被称为“时事新戏”,其代表人物是著名京剧艺人汪笑侬,“时事新戏”的出现标志着近代与“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并举的“戏剧改良”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一般而言,学术界将1907年春柳社在东京上演《黑奴吁天录》作为中国话剧史开端的标志。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文明戏的发展也走出低潮。刚刚兴起的新剧形式为获得生存空间,不得不走向极端商业化甚至低俗化的歧路。正在此时,天津南开学校的南开新剧团开启了中国线年,留美归国的张彭春编写的《新村正》,采用西方写实主义方法排演,一扫革命之后文明戏的颓势,获得社会各界的好评。中国话剧发展从此告别萌芽期,进入真正的现代话剧时期。新时期的话剧发展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开启的。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等人对新剧启发民众觉悟的力量给予特别的关注,推崇介绍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20世纪20至30年代,一大批戏剧界精英聚集上海,开创了中国话剧的新篇章,洪琛、夏衍、田汉、阳汉笙、欧阳予倩以及郭沫若、曹禺等剧作家的出现,使中国话剧舞台形成了光彩灿烂的局面。30年代后期,外有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紧发动侵华战争,内有政府腐朽不堪的统治,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和凸显。话剧作为一种可以将嫁接殿堂艺术、文学思想和革命情怀的新兴文化艺术形式,在中国的领导下,在乱世中不断得到实践的升华,并由此进入了成熟发展期。这一时期中国话剧的典型成果就是左翼戏剧运动的兴起,在此背景下,一批杰出剧作家创作出优秀的现实主义剧作,将话剧文学和表演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1937年,战火开始在中华大地肆虐横行,但中国话剧在中国的领导下,却成为了这一时期中国诸多艺术种类中最活跃、最繁荣、最具现实性、战斗性和大众性的艺术形式。延安时期戏剧成就的重要标志,是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的优秀多幕剧《白毛女》。解放区的戏剧十分注意话剧的大众化问题,并在探索民族形式的过程中,做了有益的尝试。话剧语言力求通俗化、生活化,戏剧形式也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为前提,新歌剧与秧歌剧的出现,可看作是戏剧继承民族艺术传统,借鉴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法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文化艺术品的生产,跟国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相一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将民国时期已有的所有文化产业门类统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有的收归国有,有的实行公私合营,最终实现了文化产品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品的根本性转变。经历了文革前十七年的发展和文革十年的磨难,中国文化产业在曲折中前行。

  新闻报刊业。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新闻业在建国初期形成了以《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首的全国范围内系统的新闻业网络。在宏观体制上,这一时期的中国新闻业终结了私营新闻业,党营、公营和私营并存的新闻体制被单一的公营新闻体制所替代。1957年至1966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在建国初期的建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新闻业当然也随之日益繁荣壮大。“”期间,新闻业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无论是广播电视还是报刊,都成为了“”反革命集团控制舆论的利器成为重灾区。正常的新闻工作被扭曲,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受到沉重损害。出版行业,从印刷到编辑出版全面实行国有化和集体所有制,自上而下成立了印刷行业的“新华印刷厂”系统,编辑则统一为“人民出版社”系统,发行为“新华书店”系统,这三大体系构成了出版印刷发行的国有体制。

  电影电视剧业。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文革前,中国电影业进入“十七年电影时期。”十七年间,新中国电影得到了长足发展,以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为代表的中国电影骨干厂家,创作、生产了一大批优秀的“红色经典”。如《永不消逝的电波》《李时珍》《在烈火中永生》《红色娘子军》《五朵金花》《阿诗玛》《刘三姐》等等。经过发展,中国电影业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和生产结构,包括影片制作生产、拷贝洗印、发行放映、电影机械工业、器材供应和修理、教育及人员培训、资料整理和研究出版等。1966年开始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电影曲折前行的时期。整个文革中把文革前生产的许多优秀电影作品禁为毒草,打入冷宫,甚至受到严厉批判,在极右思潮影响下,仅剩下“八个样板戏”。文革中虽也生产出几部片子《海霞》《春苗》《决裂》《青松岭》《战宏图》等,但基本上均为“三突出”原则下产生的公式化、概念化作品,政治思想上极左烙印很少,艺术上无审美可言,然而在文革导致的文化沙漠中也算是几片绿叶了。“”时期电影产业的衰败实际上自“”时期就开始出现了,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和要求,各制片厂相继派出大量电影创作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致使电影生产能力和效率严重降低;其二是关于文艺的第一个批示以后,“整风”开始,大批“十七年”以来的作品遭到批判,严重挫伤了创作生产者的积极性和热情。电视剧业的发展相对于电影较晚,中国最初期的电视剧制作部门是由中央广播剧团发展而成的中央广播电视剧团,该团成立于1958年春天。但在中央广播电视剧团播出其第一部作品之前,当时的北京电视台(即后来的中央电视台)已于同年5 月1 日开始试播。因此,中国第一部电视剧是由北京电视台生产制作的,通过忆苦思甜教育后代要珍惜粮食的《一口菜饼子》。继北京电视台之后,又有上海、广州、天津、西安、武汉和长春等地的电视台陆续开始制作和播出电视剧,中国电视剧观众的范围也从北京扩展到了更大的范围。从1958年开始至1966年,中国的电视剧生产均处于较为良好的发展环境中,但随后爆发的“”令包括电视剧在内的一切社会经济生产和生活陷入了非正常状态,以致于从“文革”爆发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十余年时间里,中国电视剧生产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演出演艺业。建国后,演出剧团形成了两大系统。一是统治时期存在于社会的“戏班子”,除梅兰芳等京剧大师的演出队伍外,还有常香玉等为代表的地方戏曲剧种的各色各样的演出队伍活跃在城乡。另一系统就是经过抗战和解放战争洗礼的作为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任务的人民解放军部队文工团,以及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为代表的艺术家队伍。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公有制”的指导下,全国开始了对艺术表演团体的“公有化”及“革命化”管理。这一时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指令性加福利性的演出使得演艺演出很难真正了解和掌握人民群众对文化消费的真实需求,艺术的原创力严重枯萎。到了文革时期,除了广泛的群众性广场性“忠字舞”外,舞台艺术就剩下了现代京剧改革的产物《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杜鹃山》等8个样板戏了。一直到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中国的演出市场开始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从文化产品的生产、交换与消费这一角度上看,文化产品的专业生产人员,规模化生产和文化艺术品交易市场在唐代已极为完备,到了宋代,苏州、杭州已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重要的文化产品生产、交换与消费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文化产业在古代就已经形成了极完备的产业和市场体系,但这并非现代意义上所说的文化产业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文化艺术的中心由巴黎移至纽约,文化产业的发展(以美国为代表)已成为重要的经济产业门类,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随着近代以来西方工业文明的不断输入与演化,特别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工业在中国已初步形成,尤其是出版业、报业、电影、演出演艺业、民间工艺与古玩等市场化程度已相当成熟。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管理体制的确立,许多文化产业门类经过“一化三改造”特别是公私合营之后改变了原有的生产经营模式,文化艺术品成了充分体现和宣传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品,文化成为强烈的意识形态统治工具,文化产品所具有的商品属性几乎不被承认,使得文化产业的产业化性质大大弱化。这种状况一直到了党的十四大以后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十五届五中全会正式将发展文化产业写进党的文件,十六大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文化产业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途径,十七大将文化产业上升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高度来认识,文化产业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十七届六中全会则以文化为政治命题,集中探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路径。从文化产品生产、交换、消费雏形的诞生,到文化产业趋于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文化产业真正规模化地快速发展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影响还在持续,在人们的观念中,文化是一个与政治、经济相对应的概念,是一个与经济截然分开的领域,文化产业缺乏经济开发的历史背景,普通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在事实上是被禁锢和压抑的。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指出:“一切思想和理论、方针、政策,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判断好坏和优劣,才能证明是科学还是谬误。”“实践标准”的确立推动着人们对文化本质及其属性的重新审视和探究,同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进行了思想、组织和政治路线的全面的拨乱反正,在国家政策层面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不仅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复苏,更带来了人们思维方式的改变以及文化发展方式的更新。在经济领域,中国商品逐渐走向了世界市场,世界范围内的各种产品(当然也包括文化产品)也逐渐在中国的街头或商店出现。在这个时期,广州东方宾馆于1980年设立全国第一家音乐茶座,东方宾馆提出把音乐与消费结合起来,音乐成为了消费品。音乐茶座的推出,成为了我国文化娱乐市场重新兴起的标志性事件。1984年,上海开设第一家营业性舞厅,这些都是在新体制上产生的新事物,此后营业性舞会(厅)、民间剧团、歌星演唱会、台球、录像放映、卡拉OK、电子游戏等一系列新的文化娱乐方式不断打破禁区进入市场。人们在消费这些产品的时候,不仅满足了生存资料的消费需求,更满足了发展资料和享受型资料的消费需求,人们开始意识到:文化不仅仅只具有教化的功能,也有娱乐身心的价值。1988年2月,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该通知第一次明确使用了“文化市场”的概念,规定了文化市场的管理范围、任务、原则和方针,文化市场观念的确定和发展,是人们思想认识上的一次巨大飞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行,大众收入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闲暇时间逐渐增多,教育实现了普及化,城乡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大众文化的消费欲望不断被现实刺激,满足这种现实需要的文化消费市场逐渐出现。文化市场的进一步开放给公众带来了新的文化娱乐方式,现代化的文化传媒手段也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音响市场初具规模,娱乐演出事业势头很盛,电影、电视、报纸市场反应热烈,以营利为目的的广告业异军突起,面对着市场的冲击,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开始在文化市场上自主选择着各式文化消费产品,文化的经济属性在这一时期开始显现。同时随着经济领域的改革成果显现,体制上的松动,大众对文化消费的需求不再是一种被动式的接受。政企不分、领导选任、效率低下是这个时期经济与文化领域面临的共性问题,伴随着经济领域改革的成果,在文化管理层面,也逐渐选择性地借鉴经济领域的改革思路和措施,承包制等方式逐渐在文化领域开始试行和推广,文化的意识形态控制和教化功能不断被弱化。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决定,计划经济时期的指令性痕迹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市场在整个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文化摆脱了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包大揽式的发展模式,相关部门和企业也面临着市场选择和竞争的外在压力,政府对待文化的管理也相应的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实现了从“办文化”到“管文化”的转变,为了适应这一转变,社会资本和外资也参与到了中国的文化发展历史进程当中,原来在经济领域显示非凡作用的承包制在文化领域迎来了发展的新阶段,文化市场开始纳入了整个经济市场的范畴。伴随着这样的转变进程,文化商品市场和文化服务市场在整个经济市场中获得了蓬勃发展的机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就业方式、生活习惯、消费形式、审美情趣,现实生活让人们逐渐

  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产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和物质属性。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大纲领,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四有”公民为目标,发展“三个面向”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文化逐渐被提升至一个新的历史高度。1998年8月,文化部文化产业司成立并制定工作规则,这是政府部门第一次设立文化产业专门管理机构,表明文化产业已得到了国家的正式认可,也标志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进入了从自发到自觉的新的历史阶段[4]。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文化产业发展”的命题。这是“文化产业”首次被写入,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对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生产共性与个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反映了我们对文化发展客观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反映了文化自身发展的多侧面和复杂性[5]。在该命题的直接推动下,2001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时代要求,从此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在国家和法律层面被予以真正承认,全国范围内的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2001年底,中国顺利加入了世贸组织,中国的文化产业市场面临着世界市场的挑战,市场准入制度的确立使得中国的文化市场面临着国外资本和产品的冲击,如何应对文化的国际化流动和传播成为这个时期中国文化产业界面临的课题。针对这个严峻的现状,中国的文化产业界把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了制度与技术创新、文化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科技与文化的结合、提高经营与管理人员的素质等几个方面,适时推动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积极应对着国际文化市场的挑战。立足于时代的现实需要,致力于解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与落后文化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时代和社会对文化产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这一决定的提出,回应了我国文化发展的社会环境转变的事实,标志着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重视,也显示着文化消费的需求推动了文化生产的组织化和规模化,这是我们党的文化思想的一次重大的理论突破,它标志着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不再仅仅停留在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上,而是根据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崭新认识,进入了一个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的新阶段[6]。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业,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取得重要进展,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实力和竞争力的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文化产业规模逐步壮大,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初步形成。文化“走出去”步伐加快,文化进出口贸易逆差逐步缩小,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总的来看,我国文化产业呈现出健康向上、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正在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引擎和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7]。2003年,中宣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下发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文化体制改革成为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途径,这些工作的开展实质性地推动了文化的市场化和产业化的进程。随着文化产业的深入推进,文化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文化的经济属性持续性地被发掘和重视,有关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也不断深化,各种学说都在进一步地冲击着思想领域,为了厘清有关文化产业的概念和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区分,2003年9月4日,文化部制定并下发的《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把文化产业明确的界定为: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文化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并同时指出:“文化产业是与文化事业相对应的概念,两者都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概念的界定进一步明确了文化可以经营的理念,是对文化经济属性的充分肯定,国家关于文化产业分类指导体系的提出,实际上是对我国产业结构体系根据已经发生了的条件和情况进行了新中国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战略性的调整。随着文化与经济互相渗透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日益密切结合,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成果在文化市场中进一步渗透,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角度,对如何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这个决定分别从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转变、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文化市场体系的健全、文化产品生产经营体制的建立、文化产业政策的配套与完善、鼓励多渠道资金投入等方面作出了详细性的规定,同时明确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 “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律和特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在《决定》的直接推动下,文化产业门类不断丰富和发展,文化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得以提高,也使我国文化产业的总体实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这是国家以经济利益关系战略性调整的重要体现,在这一时期,文化产业在中国,由首先是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调整后的产物真正转向了面对大众需求的信息产业、服务业、媒体和娱乐等文化行业,这也是当代人从物质财富、衣食住行转向身心幸福、文化娱乐需要的一种真实表达。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区域文化发展问题被提上日程,如何让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大程度地发挥其作用成为了我国很多城市发展中必须考虑的问题,“文化强市”、“文化强区”的发展目标开始被提出,文化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视程度得到进一步加强,加快文化产业结构调整,整、增强区域性的文化产业合作、文化企业间的重组和合并成为必然。2004年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关于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改进和完善文化产业统计工作,国家统计局印发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的通知,进一步细化了文化产业的分类标准,首次公布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官方数据,为各个具体产业门类的经营规则提供了发展的科学的依据。(2012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进行了修订,该问题参照第四节的相关内容)重大文化产业活动是拉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引擎,也是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力。从2004年开始,由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由深圳报业集团、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公司、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有限公司承办的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于每年五月在深圳举行,它以博览和交易为核心,是中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的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文博会以“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规范化、精品化”为办展思路,至今已经连续成功举办数届。文博会集中展示了中国最优秀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成果,浓缩了中国文化精华,成为中国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展示的舞台。随着历届交易会的顺利举行,文博会已发展成为了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和文化产品市场、进行文化产业技术和信息交流的理想渠道,文博会全力打造着中国文化产品与项目交易平台,促进和拉动着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也积极推动中国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伴随着文化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文化竞争力成为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化,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更加频繁和迅速,文化软实力、文化安全、文化话语权等问题被人们所关注,有关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文化产业专业队伍建设蓬勃发展,文化产业学科得到重视和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面临着新的历史发展契机。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更加明确地指出: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党的十七大给我国的文化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其中许多论述既具有很高的理论指导意义,又具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指引性。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7月22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2010年4月,九部委共同发出了《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重点解决文化产业融资难的瓶颈问题,实现金融业和文化产业的对接;2010年6月9日,文化部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产业园区基地管理、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要求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加强文化产业园区、基地管理,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发展;2010年8月,文化部制定并颁布实施了我国文化系统第一个人才发展规划——《全国文化系统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年)》;2010年7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总书记作了《关于加强文化体制改革和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讲话》,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全面纳入了高层的政治视野和重点关注领域,文化产业成为了国家的战略型发展产业。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历史新时期,2011年10月18日,中国第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完善促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政策保障机制提出了要求,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同时将“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和“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作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这个决定的出台必然会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和大繁荣,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必然也会进一步凸显,人民的文化消费也会步入一个新的台阶。2012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代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作了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该报告指出:“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华文化走出去要迈出更大步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础更加坚实。”直接将文化产业发展置于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范畴,势必会在实践层面极大的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

  伴随着文化产业战略地位的确立和文化企业的不断重组,文化企业上市也成为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新的亮点。2006年10月17日,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揭牌仪式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宣告新华发行集团核心业务成功“借壳上市”,这标志着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整体改制工作顺利完成,成为我国出版发行企业中第一家A股上市公司。2007年12月13日,辽宁出版传媒股份公司上市,新闻出版媒体“整体上市”破局,文化产业存量领域开始与资本市场全面接轨。2009年10月30日,华谊兄弟公司成功登陆创业板,为民营文化企业破解融资难提供了新鲜样本。2009年11月12日,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中国动漫集团在同一天集体挂牌,象征着国有文化单位改制逼近“深水区”。2009年全年共有58家国有院团实现转企改制,区域性骨干演艺集团公司集中涌现,北京演艺集团公司、陕西省演艺集团公司、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公司等演艺集团公司相继成立。2011年10月24日,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IPO获通过,以营业收入计算,成为文化传媒板块的最大成员。在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护航下,文化传媒企业上市俨然进入了快车道。

  通观我国现阶段的文化产业发展,区域性文化产业发展是其基本特征。需要指出的是,文化产业的区域发展不仅仅依据各区域的单纯的地理位置为标准,而是根据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态势而做出的划分。各个文化产业发展区域根据不同的资源(主要的依据还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五大基本要素的不同),从而在我国形成了以京、沪、深、苏、浙、粤为代表的东部发达地区文化产业模式(资本与技术集中,文化产业门类相对比较齐全,具备在国际范围内竞争的实力);以湘、鄂、晋为代表的中部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特色文化产业的营造,在全国范围内独树一帜);以滇、川、黔、陕、甘为代表的西部文化产业发展模式(以丰富的文化资源为依托,文化产业的发展类型相对单一化)。

  [2]确切的说,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产业门类不仅仅限于这几个领域,还应包括音乐产业、艺术品业等,但我们介绍的目的不在于具体说明各个行业发展的具体历史,只是为了证明文化产业及其相关门类在中国古而有之这一基本观点,详细介绍参见拙著《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史》。

  [3]孔令伟,《中国美术简史(第二版)》,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4月

  [4]陈立旭:《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历程审视》,《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3年03期,第49页。

  [5]李康化:《五届八年:见证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历程》,载《中国文化报》2008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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