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史研究如何创新
来源:澳门彩票 发布时间:2019-01-16 03:59

  我对于这部书,有三项目标:一是接续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希望能够形成世纪性总结著述的系列;二是在我从事过文学史研究方法的革新后,继而从事于文论史研究方法的革新;三是在对于二十世纪中西文论都作出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并且凭借我本人以前对于中国中古诗歌史的实际研究,对于文学史方法论的理论研究,对于原始意识、神话思维及文明之发展与分流的研究,以及我创作长篇报告文学、诗歌、散文作品的体会,试图提出一个新的文艺理论体系。

  文论史,是一门研究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发生作用的理论、主张、观念之变迁的学科。它与文学史既相融合,复又有其自身的渊源、沿承、演化及其在思想资料上的独立性。王锺陵教授所著《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是一部篇幅达四百五十万字的世纪性总结的著作。在国外,与此书同类的著作只有二部:一部是丹麦人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160万字),一部是美国人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330万字)。王著不仅在篇幅上远超这两部书,而且在研究的范围上也有了明显的拓展:电影、电视及京剧,还有西方哲学都被纳入到论述中,从而使得这部文论史,成为了第一部门类完备的文艺理论史著作,并大大加深了对西方文论论述的深度。更重要的是,王锺陵教授还在研究方法上大力创新,汇通中西、融贯古今、意在创造,是他这部书的鲜明特色。王著生动地表现了中国当代学者,适应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创造新学术的文化自信。

  为了完成这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篇幅最大的个人著作,王锤陵先生费去整整十五年的艰辛努力。由于积劳成疾,王锺陵教授于交稿后即住进医院。一场切去左肾的大手术,让他与死神擦肩而过。在手术后身体极度虚弱,打针治疗反应强烈的情况下,他又立即开始改校样,每天工作十多小时。

  本刊摘要发表《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前言,以飨读者。并以这样的方式向王先生的学问人生致以由衷的敬意。

  我对于这部书,有三项目标:一是接续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希望能够形成世纪性总结著述的系列;二是在我从事过文学史研究方法的革新后,继而从事于文论史研究方法的革新;三是在对于二十世纪中西文论都作出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并且凭借我本人以前对于中国中古诗歌史的实际研究,对于文学史方法论的理论研究,对于原始意识、神话思维及文明之发展与分流的研究,以及我创作长篇报告文学、诗歌、散文作品的体会,试图提出一个新的文艺理论体系。

  本书分为西方与中国两大部分,西方部分取思潮史的写法,中国部分取文体史的写法。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与文学理论思潮纷呈,大约有精神分析、形式主义、现象学与存在哲学、分析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后现代这样六个大的块团,虽然块团之间有交叉,像后现代块团中西马理论家便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这些块团都具有国际性,不仅是传播,而且是传播中的发展,都是跨国度的,因此无法采用国别史的写法。中国部分只有从文体史的角度,才能写清楚在一个时代的总体模式之下每种文体各自的表现及其原因。如果采用通常的按时代切开,使之横贯各种文体的写法,那么各种文体内在的逻辑就因这种切割而难以得到完整而流贯的把握。

  文学研究有两大领域:一是文学史,一是文论史,这两个领域既相通,又相异。我是以我在文学史研究中已经运用的那些原则和下述诸点想法来革新文论史研究的。

  第一,必须是活的文学理论,才是代表了某一个时代的理论。所谓活的文学理论,乃是指在创作和批评中实际发生了作用的意见和主张。由此,作家的创作主张成为关注的重点所在。唯有坚持这一点,才能将注意力集中在对新鲜的艺术经验及真切的历史教训的总结上。

  第二,强调文论史与文学史的融合。对于那些有明确主张的作家,需要将其陈述的主张与其全部创作结合起来分析;对于那些没有明确主张或是甚少说明自己创作主张的作家,则需要从对其全部创作的分析中,将其实际奉行的主张概括出来。这样,对于文论的总结,就与对于创作的总结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了。

  将文学史与文论史融合起来,这自然使得研究工作的艰巨性及其工作量,极大地增加了,然而,任何开创性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必须是不畏艰辛的。

  第三,本书不以作家或批评家立章,那些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家,都是放置在文学思潮、文学走向或文学理论中来加以论述的。一般说来是文学思潮和一定的文学理论造就、约束了作家。而作家的重要性和代表性,则又往往在于他们或是最为典型地代表了某种文学思潮和理论,或者直接就是因为他们的创作而造就了某种文学发展的走势,推动了某种思潮对于创作的覆被。我写作本书中国文学、中国戏剧部分的信念是:理论史便是文学史,并且是更为典型、更为集中、发展脉络更为突出、感性与理性密切融汇着的文学史。

  第四,文艺思潮与理论,必然具有时代性。每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都有其基始性的矛盾,“基始矛盾在前进着的各种对立中发展起来的历史”,即是“在一定方向上的随机性发展中滋生出复杂结构的进程”(拙著《文学史新方法论》第216页)。文论史的研究便是要抓住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基始性矛盾,在其由各种社会力量相互激荡而产生的发展方向中,将一个复杂的理论结构是如何在一系列的变动着的时代因素的作用下形成、鼎盛、衰落,并向着另一种结构状态演化的过程,阐述出来。在一个时代盛行以至于占统治地位的此种具有复杂结构的理论,便构成为一个时代的理论模式。对于一个世纪文论史的总结,首要的任务就在于将它的基始性矛盾及展开与其形成的模式揭示出来。

  第五,文学具有民族性,文学思潮与理论具有跨国度之中的民族变异性,而文体的本质特征则具有不同国度与民族间的普同性。

  然而,某种文体在不同的国度与民族之中的发展道路可以大相悬殊,并且在一个国度与民族中,同一种文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呈现的发展状态也大不相同。由此,在同一民族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某种文体的认识也并不一样,虽然一种传统会在殊异的各种认识中积累并贯串下来;而不同民族对于某一种文体的认识的殊异性也就更大。

  文体又具有时代性,文体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繁茂的过程,一种文体的发展乃是一个分化与类型转换的过程。因此不仅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体,而且同一种文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分化及类型转换之状态。

  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我们对于文体本质特征的认识殊为困难。虽然文艺理论、文艺史著作已汗牛充栋,但人们对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这些文艺体类的本质特征及其内在矛盾,至今仍缺乏深刻而完整的认识。

  要想在文体的本体论上取得突破,唯有打通中西古今方才能够做到。举一个例子来说,诗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中国古代文论的主流答案是“诗言志”。然而,柏拉图则将诗说成是模仿的。并且,西方不同的文学流派对于诗的解说也不一致:浪漫派将诗看成是心灵的歌唱、感情的流露,这和中国的“诗缘情”说较为相近;而新批评派则将诗定位在知识上。只有汇通了中西古今以后,我们才能够明白,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必须从发生学上来思考,亦即从它与神话思维的关系上来着眼,才能求得覆盖中西古今所有诗歌现象的那样一种对于诗的认识。

  第六,处在同一模式的笼罩下,不同文体体现这一模式的方式,有其各自的特殊性。各种文体在总的趋向的相类中,各有其不同的理论上的争论,并且每一种文体的发展轨迹亦有受其本体性所制约的相异。一方面,每种文体在同一模式下独异的运行轨迹根源于其本质特征;另一方面,我们也只有通过在一段漫长时期中某种文体的发展状态之独异性,方才能够探索出这种文体的本质特征。本书的中国部分之采用文体史的论述形式,正是为了更为充分地勾画出同一模式下的多样的表现,正是为了求得对于文体本质特征认识上的突破。并且,只有从文体本质特征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出发,我们才能够达到对某种文体或文艺类型在一个世纪乃至一个半世纪中的发展作内在逻辑的流贯而完整的把握的高度。

  要之,注目于活的文论;将文学史与文论史融合起来;以文艺思潮、走向与理论立题,将重要的作家放置在某种思潮、走向与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加以论述,或者即以某个作家为某个思潮与理论的整体的或是其中某个阶段的代表;揭示一个时代文艺创作与批评模式之形成、鼎盛、衰落的过程;以中西古今之会通来突破文体的本体论;从文体的本质特征及其内蕴的矛盾出发,体现时代模式的变动,流贯而完整地把握一个世纪中某种文体内在的逻辑进程:上述这样相互贯通生发构成一个整体的六点,便是我革新文论史的主要做法。而应尽力开掘资料并注意资料之中蕴含的变动,既要尽力增多与保持原生色调,又要出离于琐碎繁杂,在注释内容及其方式上要注意使之能体现历史的原貌,这是在文献资料方面的三项要求。

  本书西方部分的写法与中国部分是不相同的,这是缘于思潮史与文体史的区别。因此对于后者来说,结合作品很重要,但对于前者来说,结合哲学却更重要。

  第一,研究西方文论应遵循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这个总的要求。入乎其内,是要将其概念说明清楚,理论框架勾画准确,思想变化梳理明白,流派嬗变揭示深入;出乎其外,是要找出其内在的矛盾,指出其不足,更要提出一个比之更高的思路。当然首先是入乎其内,研究对象都没有搞清楚,讲什么更高的思路,等于白说;但入乎其内后,出不来,高不上去,就违背了本书融汇中西、意在创造的宗旨。因此,本书西方思潮各编的最后,往往会专门写上旨在出乎其外的一章;即使不专立一章,也会在论述中或一编的末尾提出一种意在出乎其外的更高的思路。还应说到的是,这两方面往往又是融合的,在说明、勾画、梳理、揭示中,即已有出乎其外的成分,因为勾勒评述需要一种眼光,这种眼光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行文中一种智慧之光照的强弱。

  第二,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大多是从哲学流派或某一思潮中衍生出来的,比如现象学美学、精神分析学派的文艺观就分别是这两种情况的典型例证。一些有文学主张的西方学者,他们往往首先是哲学家或某一思潮的代表人物。因此,必须首先弄清楚他们的哲学或思想的框架,才能在此框架下来谈论他们的文学主张,否则难以有准确深入的把握。还有一些西方文论,是从哲学或心理学、社会学等思想领域向着文学批评扩散传播而形成的。比如,解构主义哲学的提出者是德里达,他本人的文学主张并不足道,但解构主义却在美国文学批评家中得到共鸣,出现了像米勒这样运用解构主义的批评家。因此,先将西方重要的哲学流派与一些思潮的理论讲清楚,是研究西方文论的首要条件。

  相当程度地深入到西方哲学与思潮之中,了解与熟悉它们,并形成自己的判断,在相关哲学问题上提出自己的见解,虽然困难,却是一个西方文论的研究者应该努力达到的高度。我们甚至可以说,对西方文论的研究,所展开的更是一幅西方思想史的图景。

  第三,在西方文论中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有人兼哲学家与作家于一身,他们的哲学思想与文学主张也会表现在创作中,而其文学作品创作的时间有时又早于哲学著作写作的时间。对于这样的人,就不能先论述其哲学思想,再论述其文论,而是要从他的思想的整体发展上来展开论述。

  第四,对重要学者的思想,对每一个流派的文论,要尽可能有整体而系统的把握。对学者个人及一个流派思想的整体而系统的把握,可以有两种形式:一是将其有代表性的理论的各个构成部分及其相互间的逻辑关系论述清楚,一是将其思想发展变化的过程梳理明白。前者是共时性的,后者是历时性的。上述两种形式的区分是相对的,在共时中往往会有历时的变动与发展,历时的展开常常会形成一种仿佛具有某种共时性质的结构。一般而言,对于流派的梳理,必然展开为某种历时性;对前后思想变化大,但其各个阶段的思想都发生过明显影响的学者,应作历时的梳理;而对思想变化不大,或并非各个阶段的思想都发生了重要影响的学者,则作共时性的把握,较为相宜。然而,无论是哪种形式,在论述中又都可以有对不同方面或阶段的侧重。

  整体而系统的把握的核心,是对于一种有机进程的发掘。无论对于一个学者或对于一个流派、一个大的思想块团,都是这样。

  第五,不要将学术的发展平滑化,即视为无矛盾的、单线的、孤立的;文学的、理论的发展必然是立体的,即是有矛盾的、相互纠缠、渗透的,又相互变异的;有争吵、有立异,有明确的继承,也有暗中的沿袭,发展是多线年提出的原生态式把握方式的内涵之一。

  各学派理论之间的交织纠缠,至少有三种基本体现:渗透融合,对立排斥,孳生延展。比如,弗洛伊德学说就渗透乃至融合进了结构主义的几个支派中。而结构主义与现象学批评的对立,则在布莱对结构主义批评的激烈批判中表现得相当明显。又如,海德格尔的“理解前结构”论是伽达默尔的理论依据,“视域融合”论是伽达默尔在此基础上的发展,姚斯的“期待视野”论则又是伽达默尔“视域融合”论的新发挥:这便是理论之孳生延展。当然,各学派理论之间的交织纠缠,也还有部分相融又部分相斥,有所承袭又有所推进或背离,以及融合之中的孳生等种种情况。

  在强调立体化的同时,也需要防止过多的枝蔓、不能牵扯过广;既要丰富性,贴近原生状态,也要主干清晰。

  第六,虽然二十世纪西方思潮相当纷繁,各种思潮在其跨国度的传播中又往往产生变异,然而只要我们纵览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的基本走向,我们便能够将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与文论发展的基始性矛盾解剖出来。依我的研究,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特别是二十世纪西方思想与文化发生、发展的基始性矛盾是:现代进程的精神进步与克服其负面性亦即弊端的各种努力相互间的复杂关系。我们只有抓住这一基始性矛盾的多向展开及其所形成的模式,才能从深层次上将二十世纪的哲学和文论与整个西方自中世纪以来的思想发展过程贯通起来,从而达到对于历史过程作内在逻辑的流贯而完整的把握。我们也才能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视野。

  要之,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是一个总的要求;在哲学或思想的框架之下来评论文学主张;对于哲学家兼作家的人应在其思想的整体发展中说明其文论;对重要学者的思想,对每一个流派的文论,要尽可能有整体而系统的把握,以发掘其有机的进程;在使主干清晰的同时,研究应追求逼近原生状态的立体化;把握二十世纪西方思想的总趋势与走向,以明白各种哲学与文论流派的统一性与殊异性,并予以大的块团性的理解,且更上层楼地将整个西方自中世纪、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直至二十世纪的思想文化进程贯通起来,以求得一个大的宏观的历史视野。以上六项便是我从西方思潮的实际出发,所采用的研究西方文论的方法。而多搜集一些译本以便择善而从;宁可多用直接引文,少用转述;强调细心,这些则是在资料的阅读、运用与研究态度上的要求。

  谨以此书,作为对二十世纪文艺理论发展过程的一个纪念,表明在这一个世纪中,人们曾如何蹒跚地走过了自己的道路,他们为后世留下了什么教训与经验,这其实也就是从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来理解人类精神发展的历史。而任何一段精神的历史,对于未来都将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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